去哈佛大学演讲之前，我还是有些自卑，我们学校简直太简陋，连个围墙都没有。可是到了哈佛之后，我就释然了，这个国际上排名第一的大学，也没有围墙。--杨昌洪

苏少冰坐在讲座的第一排。

这是2016年4月24日10点10分，美国东部时间，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举办的中国教育论坛上。

苏少冰是广东潮州人，现在美国塔夫茨大学攻读博士，她学习的方向是儿童青少年积极发展，并对中国移民儿童和中国留守儿童的积极发展感兴趣，因此她觉得这样的国际论坛不容错过。

（站在哈佛大学演讲台上的杨昌洪。）

一个以“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为题的演讲吸引住苏少冰，“周围好几个人在流泪，包括我，我觉得这是触碰到观众内心的讲座。”而对于这个题目的演讲者，苏少冰的印象也很好，他非常谦卑，讲前和结束时都给观众鞠了几个躬，非常有传统教育家的风范。

“这是论坛举办两天以来，观众唯一站起来鼓掌的教育家。”苏少冰说。

正在演讲的人叫杨昌洪，他是贵州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

带着“200多双眼睛”上台

杨昌洪穿着西装，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开始了他的演讲。

半年前，杨昌洪收到一份邀请函。一个叫“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组委会邀请他去做一场关于农村教育的演讲，地点是哈佛大学。通过邮件往来，杨昌洪知道这个论坛的组委会是在网上了解到他在贵州山村办学的故事，然后通过学校的网站联系上他。

（正在上课的杨昌洪。）

杨昌洪知道，哈佛大学在世界排名第一，这所学校曾经走出过8位美国总统和上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而哈佛中国教育论坛成立于2010年，由来自哈佛大学各院系热衷中国教育问题的青年学者发起，这个每年春季在哈佛大学召开的论坛，旨在连接教育实践者、学者、政策制定者及社会其他各界人士，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促进中国教育发展。

而杨昌洪正是一名教育的实践者。于是，他答应去哈佛大学演讲。

在此之前，他还曾经应邀去非洲、新加坡、香港等地演讲，最长的一次，是在马来西亚进行全国巡讲，用了10多天时间。

“今天，我带着我们学校200多双农村孩子的眼睛来到这里。”杨昌洪在开场白中如是说。

他的演讲时间是20分钟。在这个论坛的“农村教育”板块里，他准备讲的题目是《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发言稿总共2382个字，他必须把这些内容记住，因为要脱稿演讲。

（演讲结束后，杨昌洪又受邀参加了一个分论坛的发言。）

这个论坛上，包括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马伟基以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等都相继发言。

“刚开始我是有些紧张的。”接受贵州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杨昌洪说，“在我面前的都是国际一流的学者，但后来我又释然了，所有的演讲嘉宾中，我是唯一一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教师。”

“再说，我也不能给我的学生们丢脸。”

在他出发去美国之前，他所在的贵阳行知科技职业学校的学生们还专门举办了欢送仪式，全校近200名学生列队鼓掌。这所学校年龄最大的教师，今年75岁的於英复特意赶到学校，给杨昌洪“壮行”。

“收破烂的人”

杨昌洪在演讲中说，他的办学要从一个故事说起。

贵州老家的一位母亲，她的孩子没有考上高中，老师责备他，父母埋怨他，他就离家出走，在社会流浪，帮小偷把风等。这位母亲经过努力把孩子找回来了，却无力改变。她找到杨昌洪，“你不是教师吗，请你帮助我们可以吗？”

（看着门前墙上的对联，杨昌洪说：“这算是我的一个初衷吧！”。）

“我连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都无能为力，那么做教师有什么意义呢？”杨昌洪在演讲当中说。

于是，杨昌洪在21岁那年，决定辞去在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第二教学部团委的职务，创办一所专门招收问题学生的职业学校。“这所学校80%的学生都是问题学生。”杨昌洪在演讲中说，“记得每年招生时，我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去询问：‘你们学校有你头疼的学生吗，或者成绩让你非常失望的？’经常被一些中学校长称为‘收破烂的人’。招收的学生中，有非常叛逆的，也有吸烟、偷窃的，还有学习能力特别差、很自卑的。”

杨昌洪想让别人眼中的问题学生，在他的学校里呆满三年后，变成好学生。

然而，摆在杨昌洪面前的现实是，办学并不是那么简单。除了办学资质，最让这个年轻校长头疼的就是办学场地。

（如今，学校的租期又快到了，而新地址还未开始修建。每次一想到这里，杨昌洪就特别着急。）

从2004年办学至今，杨昌洪的学校已经换了5个地方。废弃的营房，是学校的第三个校址。此前，学校地址曾设在师大后山和贵阳近郊，每个地方呆得都不足一年。

杨昌洪至今记得带学生连夜搬学校赶路的场景。2005年的一天，深夜11点，老师们领着学生步行10多个小时，学生们的脚全都磨出了血泡。

在废弃的旧营房，女生睡二楼的木板床，大通铺一字排开。下雨的时候，女生们甚至要用脸盆接水。一楼的男生和老师们一起，打地铺睡觉。“每次看到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睡觉，心里觉得特别酸。”杨昌洪说。

看到营房的破旧，杨昌洪一度觉得学校再也办不下去了。他决定把学费全部退还给学生，让他们重新选择学校，或者推荐到另外一所出名的国防军校就读。然而，没有一个学生愿意走，他们说：“杨校长，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会一直跟着你，直到毕业。”

听到这样的话，杨昌洪这个坐站腰都挺得笔直的男人眼眶湿润了，“是他们让我办学有了新的动力。”

做20件好事当作“惩罚”

演讲中，杨昌洪用一个故事来表达他的教育理念。

“去年我们招收的学生中，有一个大姐大，三年没有和父亲讲话了，经常喝酒打架，在学校和老师作对，把尿装进矿泉水瓶放在讲桌上，有一次打架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抗议，要求开除她。”

杨昌洪继续说：“我想，只要学生还没有触犯法律，我们就应该尽力地去帮助她，而不是加速让她毁灭。我们不能嫌弃她、放弃她、抛弃她，于是我担保下来，用做20件好事来作‘惩罚’，我陪她一件一件地去做，去帮助老人、去关心智障孩子……她善良的天性被激活，慢慢地开始改变。”

事实上，杨昌洪的教育理念远不止一个小故事那么简单。

（杨昌洪来到学生宿舍和，即将毕业的学生们交谈。）

每一个来学校的新生，杨昌洪都会亲自带他的学生们参观“校史陈列馆”，这里面收藏的是自己办学以来用到报废的所有东西：第一个炉子、第一部油印机、第一台电视机、一张二手沙发等。这些东西，都是当初杨昌洪从二手市场淘来的。

“看到这些东西，没有学生不动容的。”杨昌洪说。

而更重要的是，杨昌洪提倡老师和学生要融入到一起。

事实也是如此，在办学的这12年时间里，学校的每一位老师，每周都会到学生宿舍住一晚上，和孩子们沟通交流。此外，杨昌洪还会和老师们一起，带着学生们爬山、野炊或是进行其他的集体活动，让这些问题学生们知道，他们也有人关心和照顾。

很长一段时间，杨昌洪还让他的学生们自己种菜，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一片菜园子。学校还养有一头猪，用于校庆的时候宰来吃。

杨昌洪这种独特的教学模式带来的效果非常明显，孩子们把这里当作家了。

（很多所谓的问题少年进了杨昌洪的学校，一个学期下来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一个让他颇为感动的例子是，孩子们还在简陋不堪的校园里为杨昌洪举办了一场校园婚礼，学生做主婚人、证婚人，还由高年级学生颁发“圣旨”赐婚，学生们自己杀猪煮饭，各自分工，晚上全校师生围绕篝火唱歌、跳舞。

在演讲台上，讲到这里的杨昌洪，眼眶已经有些湿润。

呼吁诺贝尔奖增设教育奖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在农村这片土地上，教育是什么？”杨昌洪在演讲台上发问，随即他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我们要用公平、全纳、多元的教育，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基，让一个个折翼的天使燃放生命光彩。”

“多办一所学校，人间少一所监狱”，并且坚持“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教师没有嫌弃的理由，不嫌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学生。”

（杨校长给即将毕业的学生上课。）

最后，杨昌洪以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向世界呼吁，希望有一天有人在诺贝尔奖中，增设一个教育奖，“因为人类的文明进步离不开伟大的教育工作者”。

演讲刚结束，台下的观众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杨昌洪赶忙鞠了一躬，准备离开讲台，但台下的掌声仍旧未停，观众们也没有要坐下的意思，杨昌洪又立即鞠了两个躬致谢。直到主持人上台打断，观众们才坐下来。

这一幕，杨昌洪此前也遇到过。

那是在马来西亚的一次演讲，杨昌洪在台上讲到动人之处，台下200多名观众纷纷站了起来，然后认真地鞠了三个躬。杨昌洪一下愣住了，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了表示感谢，他也站直了身体，端端正正地向台下的观众鞠了三个躬。

因为经常出国演讲，杨昌洪和一些国家的教育界人士保持着联系。比如新加坡的老师来学校后，发现网络不通，于是捐了4万元钱把校园网络开通，然后开设远程教育，比如英语，由新加坡方面的老师亲自进行授课。

又比如在马来西亚，杨昌洪争取到和那边学校交换留学生的机会。“一年两次，让孩子们能充分了解国外的学习环境。”杨昌洪说。

他还在学校施行了“信誉度”制度，每年信誉度高的学生，将优先享有出国学习的机会，这给学生带来不少鼓励。

“一定要到你的学校去看看”

吴俊东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这次论坛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高考改革分论坛主席。

杨昌洪的演讲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从他朴素的话语中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情感，他的口才也很好。”吴俊东说，“上午听完杨老师的讲座，便邀请他加入到我的这场关于高考改革的论坛中。”

吴俊东是江西宜春人，他也曾了解过诸多关于农村教育的事，接触过很多类似艰苦的学校。“但像杨老师这种专门接收问题学生的，还没有接触，这可能比一般的贫困学校更加困难。”

“以前的公益很多都提到学校是否缺钱，校舍是否能建起。”吴俊东说，“而杨老师的经历，则让我们的关注视觉扩展到乡村的问题学生，这是公益中还没有被关注到的情况。此外，杨昌洪的一些语言也引起了很大共鸣，很多人把经典句子发到朋友圈。”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一新生朱筠说，来自贵州的乡村教师，在大山里创办专门接收问题学生的私立学校，演讲过程中现场一片抽泣声，无论多艰难他都坚信“多办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

“这是自己第一次听哭了的会议，别的不多说，暑假一定要到贵州这所学校调研一下，之后尽自己所能帮助。”朱筠说。

杨昌洪演讲结束后，一大群人围着他提问，苏少冰也想去，但是挤不进去。她只好通过名片，加了杨昌洪的微信。她在微信上告诉杨昌洪：“自己回国有机会，一定要到你的学校看看。”

（文/首席记者 刘佑清 图/记者 杨兴波）